以碳强度为标准设计碳交易机制,新配额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排放配额,而需要加上一个分母,即分子依然是排放量,分母是企业的GDP,反应出的是一定数量的GDP（如100万元）所产生的排放量。
看上去新的碳交易机制与原来的机制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因为不同企业所拥有的新配额的分母同为单位GDP,那么,交易只是简单地从原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变成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但事实上,因为企业GDP的计算与其产品价格有密切的关系,而产品价格又在不断变化,这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例如,一家生产计算机的企业能效提高,排放量减少,按原有的机制,配额可能可以出现富余。但是,在新机制下,可能出现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景象。如果计算机的价格从10000元下降到5000元,那么,虽然其通过提高能效减少了排放,却因为GDP的急剧下降而导致碳强度急升。这样,在新的以碳强度为标准的机制下,这家企业需要购买新配额来补偿自己的“超额碳排放”。
一种相反的情况是由于GDP急升而导致的碳强度骤降。例如,一家房地产企业买了一块地,土地升值导致GDP上涨,那么,即使这家企业能耗提高,或许其碳强度反而下降。也就是说,在原来的碳交易机制下,这家企业本来需要购买排放配额,而在新机制下,却可能卖出新配额实现收益。
可以看出,以单位GDP碳排放为标准设计的新机制可能起不到激励减排、惩罚高耗能的作用,而且还会造成体系的紊乱。如果要对这个新机制进行修正,除非能将由产品价格变化等其它因素引起的GDP变化剔除,而这并不容易。这需要对不同行业的产品价格变化等因素进行统计,并分别进行剔除,工作量非常大。
通过相对指标设计碳交易机制的另一种方式是以单位产量的碳排放为标准,如产出的每度电、每吨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但是,这涉及到不同行业的对接问题,如每度电和每吨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指标如何统一起来。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这种方式的碳交易机制更适于在同一行业内展开。不过,这只是局部的碳交易市场,建立覆盖全部行业的碳交易市场可能还需要另外的做法。
一种更简单的做法是将相对的“碳强度”指标转化成绝对的“总量控制”指标,并继续通过总量限制与交易的方式建立碳交易机制。比方说,针对“2020年碳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至45%”的目标,可以先对年GDP增速进行预估,再根据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的目标值计算出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并以这个总量作为绝对 “总量”指标。
